邓晓芒：德里达并没有冲破「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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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按：本文来自邓晓芒老师老师于2002年5月发表于中国现象学网的一篇文章，慧田君刊载此文仅用做学习交流分享，转载者请注明来自哲学爱好者公众号「zhexue-ht」。

其实在德里达看来，两千年的西方哲学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语言学转向”，而是从巴门尼德以来一直受到强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统治。

所谓“语言学转向”的说法，只不过表明现代哲学开始意识到并重视自己的这一传统而已；但这并不说明现代哲学在这一点上有了什么重大的突破。

恰恰相反，即使我们时代最具哲学反思意识和冲击力量的海德格尔哲学，在德里达眼里也仍然没有走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传统。

我以为，德里达写作《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的意图，正是尝试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边界上跨出决定性的一步：

追溯语言之源并超出语言学的视野，去解构和任意重组一切“痕迹”(Spur)或“记忆的原始现象”(第100页)。但德里达首先必须面对的是这样几个问题。

“逻各斯中心主义”怎么啦？

换句话说，逻各斯中心主义难道不好么？错了么？德里达没有这么问，他的分析是超越善恶、对错之外的，或者说，他正是要解构基于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上的善与恶、真与假等等一系列的对立。

他唯一执着的是“理性”，而这理性当然是完全超出传统逻各斯的理解的，它是一种严格的分析手段，通过这种分析手段，传统逻各斯的一切理性系统(包括海德格尔这样的“存在—神学”系统)中的那个非理性的根昭然若揭。

德里达把逻各斯中心主义归结到语音中心主义，而由于语音“与心灵有着本质的直接贴近的关系……它表达了心境，而心境本身则反映或映照出它与事物的自然相似性”(第14页)，所以它又体现为一种以人心为基点的“主体性哲学”，进而体现为“人类中心主义”和(西方的)人种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

西方形而上学(不论是主体形而上学还是实体形而上学即神学，或者黑格尔的“主体—实体”的形而上学)都有一个(常常是隐秘的)本体论前提，即言语、语音与存在是“绝对贴近”的，真理的获得依赖于主体通过言语的能指“从自身进入自身”，也就是诉之于“倾听自身—言说的经验”(第145页)。

想想海德格尔对言谈(Rede)、道说(Sage)和倾听的一贯的本体论强调，可知此言不虚。

语音中心主义在索绪尔那里就是音位主义，它来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古老传统，即把言语、语音视为直接标明所指(首先是心境，意义，然后是事物)的符号，文字则是言语的符号(“符号的符号”)。

这种思路把文字看作语言的附庸，甚至是语言的堕落，它对语言虽然起一种记录、加工和简化作用，但这种方便恰好使语言落入了陷阱，使活生生的语言受僵化死板的文字的限制和窒息，使暴力和压迫能有籍口肆意扼杀人性和自由。

所以西方哲学史上，文字通常承担了人类一切恶的名声，所谓“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几乎成了人类的“苦难史”、“血泪史”、“阶级斗争史”的别名，语音中心主义则往往成为内在良心和善良情感的化身。

这一点在卢梭的一系列著作(《爱弥儿》、《语言起源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音乐辞典》等等)中，以及在莱维-施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和《热带闲愁》中，均有极其敏锐和深入的论述。

这两位思想家也正是德里达在此书中重点分析的对象。然而，德里达的分析恰好是要给文字“正名”。

如何给文字正名？

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惯做法是先确定一个终极所指(“绝对存在”等等)，然后把能指一层一层地复盖上去，形成一个固定的等级系统。

但由于这个等级链条的无限性，所以每一层能指都只能视为对更深层次的能指的一种“替补”，而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以时间为线索的线性地进向最终目的的历史进程。然而，这正是导致现代科学理性和技术主义的最深刻的根源。

因为，既然一切能指本身并无独立的价值，一切所指又都是另一所指的能指，现代理性就早该猛醒，认识到我们在对一个虚妄的终极所指(最终目的)的追求中把一切都工具化了。

德里达主张从这种无望的框架中摆脱出来。其实一切都是“替补”，而且互相替补：

文字是语言的替补，语言也未偿不是文字的替补；而且真正说来，语言更应该看作文字在某种场合下的一种替补，因为文字除了表音文字(拼音文字)外，还有表意文字和象形文字(如中文)。文字从起源上说比口头语言更本原、更原始。

当然，这不是从发生学上说的，而是从现象学上说的。

人类学家已证明有些原始民族是没有文字而只有口语的，因此德里达区分了两种(广义的和狭义的)文字，广义的文字包括一切线条、图案、人为的“痕迹”、荒野小径，甚至言语中的表情动作，手势和姿态(因此言语本身就包含有文字因素)，这是任何人类和民族都不缺少的最“原始”的文字。

这种“原始文字”是一切言语和狭义的文字得以可能的前提，“这种痕迹乃是最初的一般外在性的开端，是生与死、内在与外在的神秘关系，即间隔”(第101页)。

所谓“间隔”，是与时间的连续性结合着的空间的差异性，是在场中的缺席、生命中的死亡，但也是充实中的空白，是偶然性、可能性和创造性的前提。

与西方主体哲学将空间时间化(慧田哲学注：如奥古斯丁、康德、柏格森和海德格尔等)不同，德里达致力于将时间空间化、拓朴化和非线性化，因此间隔和差异使时间体现为“推迟”、“分延”(différance，又译“延异”，近似于黑格尔所谓“差别的内在发生”)，体现为空间中的“痕迹”。

但作为间隔和差异的分延、痕迹是无法感知、无法理解的(第89页)，也不能作为形而上学的对象。我们可以感知这个和那个有差异，但感知不到差异本身。差异、痕迹并不“存在”。

德里达无意建立一门“分延的形而上学”，他只想追溯一切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前提，这就是他的广义的“文字学”。

对于卢梭和莱维-施特劳斯从“暴力论”的道德立场理解文字的产生，德里达反驳说：

既然在言语中已经包含有文字因素，可见在狭义的文字产生以前也并不是一切都完美无缺的，哪怕是母亲充满怜悯的“柔声细语”也已经是一种“无情的”强制性、即“自然法”了，制定成文的法律只不过是对自然法的“替补”而已(第250页)；

何况女性化的情感(爱和怜悯，这是卢梭为言语的道德性提出的论据))本身在现代社会中也可能堕落为某种“暴力和政治反常的典型例证”(第254页)。

其次，这种强制在一定条件下也是人性所必需的，“我们完全可以把即将被称为奴役的东西称为解放”(第191页)。

最后，伦理的立场在这里根本就是无济于事的，“原始文字是道德的起源，也是不道德的起源……我们必须将暴力的伦理要求完全悬置起来，以便恢复道德的系谱学”(第203页)。

卢梭崇尚“自然”(儿童、母亲等)，却没有看出“自然使自身变质，与自身相分离”是“自然之中发生的自然偏离”(第56页)，“没有什么比对自然的这种毁灭更加自然”(第218页)，因为正如儿童要长大、要与童年决裂一样，生生不息的“替补”(不论其道德还是不道德)正是自然的生命。

逻各斯中心主义？

假定德里达所说的一切完全正确，那么要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退回到原始的图画“痕迹”和象形文字，例如中国字。冲出逻各斯中心论就是冲出西方中心论。

德里达在书中的确大量涉及到了古埃及、玛雅和中国的文字，甚至原始初民的线条和绘画。他并不否认汉字作为一种“聋子的阅读和哑巴的书写”(黑格尔语)一开始就是为少数人的政治统治创造出来的，对于莱布尼茨试图依据这种无声的文字来设计一种人工的科学语言，德里达则称之为“误解”和“汉字偏见”(第117页)。

但毫无疑问，德里达的确想用非西方的文字作为一种参照，来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元化垄断，把语言、声音看作只不过是形象、“痕迹”、姿态、手势等等的一种“替补”。

他指出，怜悯等等“自然的”情感只是潜在的，它们有赖于“想象”的唤醒；而想象是一种“使用符号和外在形式的能力”，它是一切自然能力中最本源、“最活跃的能力”，是“超越自然”的自然能力(见第267、269页)。

想象使自己向他人敞开，使生命向死亡敞开，使人类向非人类敞开，因此这种纯粹自发、自主和自恋的行为恰好同时又是“分延”的行为，即自我分裂、自我否定的，非主体化和非人类中心化的行为，具有非目的论的“撒播”性质。

然而，这一思路与汉语的特点其实只是貌合神离。汉语的确具有向大自然敞开的性质，传说仓颉造字“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依类象形，肇于自然”，但这本质上并非想象力的功劳，而只是模仿和感受。

所以荀子《解蔽》说“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杨注曰：“梦，想象也……言处心有常，不蔽于想象嚣烦”)，“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至于汉字本身的音韵特点则是举世皆知，它主要不是供人阅读的，而是供人习诵的，只有对于不会说汉语的人来说，它才是“聋子和哑巴的书写”。

当然，作为“痕迹”，汉字也是供人观赏的，如金石书法，但书法的灵魂不是思想，而是“气韵”，即语音和情感的“替补”。

如果不考虑汉语“书同文”的政治和道德教化需要，汉字的象形性几乎就只是表达情感意志的一个符号、一个籍口，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本质上是趋向于“道常无名”(道家)和“不立文字”(禅宗)的自我取消的，决不具有任何本原性。

所以对于摆脱语言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来说，汉语是一个不祥的参照系，它不是把人引向文字的创造，而是引向(一切言语和文字的)沉默、无言和失语的。

德里达显然并没有作好接受这一前景的准备，他想不抛弃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而超越这一传统，所以他的“文字学”仍然带有一个词尾-logie，我们有理由预测这依然是一种新的形而上学，除非他将这一切全部打上“×”，然后说一句：“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不了了之”。

的确，“做梦与清醒的对立不也是形而上学的表现吗？”(第458页)这已经有点庄子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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